当前，中国商务发展条件正发生深刻变化，新的挑战和机遇随之而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加速演变，给中国商务发展带来更多的不稳定不确定性；中国“十四五”开启新征程，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也为中国商务发展打开了更多的机遇之门。在上述背景下，中国既要保障国内贸易稳定运行，又要防范对外贸易风险，从而化危为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十四五”商务发展规划》中，完善商务领域风险防控体系是一个重要章节。

在完善商务领域风险防控体系方面，《“十四五”商务发展规划》提出，要保障国内贸易稳定运行，包括完善市场应急机制，健全生活必需品应急保供体系，完善跨区域联保联供机制；健全市场监测体系，完善有商务特色的消费品市场监测指数指标体系，加强大数据等新技术应用；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商务领域安全生产管理长效机制，不断提高商贸流通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完善商务信用体系，推进电子商务诚信建设，建设商务领域信用信息系统等。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分析，受新冠肺炎疫情、洪涝灾害等影响，日常应急物资保供遭遇挑战，加强跨区域的联保联供机制不仅对危急情况下的人民生活形成安全保障，也是对区域一体化市场的有效补充。“未来完善跨区域联保联供机制还需从多方面入手：一是优化生产布局，二是健全市场储备体系，三是畅通交通物流应急网络。”

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跨区域联保联供机制涉及跨地区、跨部门、跨省域间的协作与配合，只有打破各自之间的一些行政壁垒，才能建立起包括信息共享机制在内的有效的合作机制。“特别是在打破信息孤岛、打破跨省之间的市场壁垒以及市场分割等方面，国家要开展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和跨部门的协调。”

对于健全市场监测体系、完善有商务特色的消费品市场监测指数指标体系，张建平认为非常关键，应从三方面加大建设力度：一要对消费品价格建立抽样检测监督机制。商品价格波动在超过一定幅度或低于合理范围时，即时启动预警分析，快速制定解决方案，同时国家应该在法律层面逐渐推进形成反暴利法。二要高度重视消费品市场的诚信问题。消费者的投诉数量及投诉案例数量（超过一定规模涉案金额的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案例数）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商家是否诚信经营、是否存在商业欺诈等，基于此可建立相关黑名单制度，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对有关企业形成震慑。三要进一步完善消费品市场秩序，对消费品存在的侵犯知识产权、假冒伪劣等现象予以打击。

在刘向东看来，完善有商务特色的消费品市场监测指数指标体系，一要夯实市场主体监测数据基础，健全相应的数据库。二要明确商务特色的主要维度，突出主要特征。三要合理设计商务指标体系的权重，使指数指标切实反映商务活动变化。

在提高商贸流通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水平方面，张建平建议借助先进的监控手段和互联网平台对流通各环节进行必要的监控和监管，以防发生重大安全隐患事故；引入智慧物流系统以及智慧商贸流通管理体系，以先进技术手段防范潜在的风险；对商贸流通企业相关人员常年进行关于安全生产管理方面的教育培训，并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加以推广；商贸流通行业要针对全行业中风险隐患较大的企业及地区进行重点风险分析和风险排查，并制定相应的风险控制方案。

“提高商贸流通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要重点在安全生产规范标准流程上作出要求，防范操作风险，同时在安全生产意识、生产纪律及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理等方面做好预案。”刘向东说，针对意外事故还应采取相应的应急处理措施，既做到防患于未然又做到应急处置得当，尽最大努力降低安全生产损失。

在完善商务信用体系方面，张建平表示，要按照信用管理的要求，不断完善商务信用信息体系，并使相关政策法规明晰准确到位，使其在落实过程中能够有效执行、奖优罚劣。如对信用好的企业可在各方面给予相应便利，对信用差的企业则将其列入黑名单并使其受到相应的惩处。“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需要相关部门紧密配合。”张建平强调。

在刘向东看来，为进一步完善商务信用体系，应加快健全市场监测体系，运用大数据等手段积累信用数据，在征信数据方面做好储备，同时完善信用数据安全使用流程，防范信用数据被滥用。

《“十四五”商务发展规划》在部署完善商务领域风险防控体系时，用专门一节的篇幅聚焦“防范对外贸易风险”，提出了健全贸易摩擦风险防控和应对机制，推动形成多主体协同应对工作格局，完善贸易摩擦监测预警与法律服务机制，探索建设应对贸易摩擦综合试验区等诸多务实的目标措施。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第三届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南开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佟家栋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这一背景下，“十四五”期间，中国对外贸易不可避免会面临新的风险，须高度重视。“商务部在《规划》中将提升防范化解对外贸易风险能力明确列为主要目标，是非常重要和有较强针对性的。”

佟家栋进一步分析，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但大而不强的问题仍然存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大国博弈、地缘政治等风险都在提升，中国对外贸易将面临更大挑战。具体来看，中国在“十四五”期间面临的风险涉及出口风险、进口风险、战略产业发展风险等，可以说是多层次、多方面的风险。

从出口来看，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中国深受其害，某些国家通过提高关税水平、限制进口数量、滥用贸易救济措施、横加隐形贸易壁垒等措施排斥中国商品，妄图遏制中国发展。特别是特朗普2017年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以各种借口打压中国产品进入美国甚至西方市场，以经济安全、国家安全等为由，甚至试图拼凑各种所谓联盟打压中国高科技产品及其生产企业。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尽管表面上一些限制有所缓和，但其对中国的战略限制有增无减。

在进口方面，某些发达国家限制一些关键零部件和先进技术出口到中国，甚至不惜使生产链或价值链脱钩，收紧对中国的制裁，同时从产业环节打压与中国战略产业发展相关的企业，试图以此阻止、延缓甚至摧毁中国战略产业发展。

“当前，中国对外开放，特别是对外贸易面临的风险加大了。中国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不仅没有因特朗普的卸任而缓和，反而因美国建制派所谓精英团队的上台变得更加严峻，对外贸易风险防范非常现实且很有必要。”佟家栋说。

“化解分歧、解决问题，消除贸易战形成的因素始终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目标。双赢、共赢是中国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长期追求。”佟家栋表示，在发展对外贸易进程中，中国已经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备和高效的对外贸易风险防范体制机制。

不过，佟家栋强调，伴随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中国经济加速发展壮大，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成为常态，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更为严峻。“中国面临的形势日趋复杂，需建立更加健全和完善的体制机制。”

如何建立更为完备高效的风险防范体制机制？佟家栋认为，一是加快建设商品出口特别是高技术产品、现代信息服务等产品和服务出口的精准预警和管控体系，以便精准防范类似“中兴国际事件”的发生。二是加强对高技术产品进出口的监管和预警，在维护产业安全基础上推动高科技、信息产品的国际化和市场化。三是加强对规范敏感产品的出口监控和预警，管控不遵守国际贸易相关法律和标准的出口企业和出口行为。四是高度关注高科技产业、生产服务产业贸易的发展，注意国际新规则形成和变化的态势，对相关制度作出适度调整，在融入国际大家庭中既做模范的执行者，也争取成为新的国际贸易秩序建设的积极参与者、引领者。

《“十四五”商务发展规划》第十一章第三节明确提出，要防范跨境投资合作风险。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国际投资室主任高凌云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跨境投资合作是风险多发领域，中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风险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十四五”商务发展规划》专设“防范跨境投资合作风险”一节，聚焦中国“十四五”规划关于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要求如何在投资领域落实，从“引进来”和“走出去”两方面防范跨境投资合作风险。其中包括“稳妥有序推进对外开放，对率先实施灵活开放政策的主要地区和先行先试扩大开放的主要领域，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稳妥有序’四个字强调了在推进过程中要把防范风险放在首位。”高凌云说。

商务部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周密对国际商报记者表示，近年来，中国的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都显示出强劲的发展态势，成为全球跨境投资的重要参与方。经验表明，企业在参与跨境投资的过程中可以深入参与全球竞争，把握市场机会。

事实也正是如此。“十三五”期间，中国跨境投资实现重大突破――不仅引资规模稳步增长，从2015年的1356亿美元增至2020年的1493亿美元，位居全球前列，引资质量也不断提高，高技术产业引资占比明显提升；外商投资法出台，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全面实施，营商环境国际排名大幅提升；对外投资合作有序发展，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329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投资国，对外投资方式不断创新，承包工程加快转型，一批重点项目进展顺利，全球产业布局持续优化。

但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在双向投资的过程中也需面对更多的不确定因素。此外，由于分工日益精细，企业间的利益和成本联系更为密切，一旦出现较大风险，其传播速度和冲击程度都更快和更深。

周密认为，《规划》针对未来五年全球经贸合作的态势进行预判，据此提出在保持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的同时，合理采取措施有条不紊地防范外部风险对中国市场的过度冲击。这不仅对相关地区和行业有着重要意义，也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必要条件。从全球来看，无论是欧美等发达经济体，还是一些发展中经济体，都在加强制度性安排，防范因外商投资带来的风险。中国遵循国际惯例，建立健全适合本国国情、操作性强的安全审查模式，能够在约束企业投资活动的同时释放重要信号，引导市场良性发展。

周密进一步表示，中国企业开展跨境投资合作比发达国家企业晚，大多数企业能够以虚心的态度、谨慎的行动熟悉和适应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尽管如此，跨境投资合作的风险仍然有增无减，企业在应对风险时依旧缺乏经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欢迎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外国投资者，助其增强基础设施，提升产业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但由于各国国情和政策法规体系有着明显差异，加之全球环境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多轨复苏现象突出，中国企业开展对外投资更需要解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增强对风险的防范和把控能力。

“‘十四五’期间，相信中国能够发挥各方力量，形成有效配合，在保护企业海外利益的同时为东道国和国际社会提供更为稳定的复苏动力，促进‘后疫情时代’各方经济平衡复苏，在发展的同时减少对气候的影响，并为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各方的力量。”周密说。

产业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四五”商务发展规划》专门对完善商务领域风险防控体系作出规划，其中明确提出要防范产业安全风险。

“所谓产业安全，是指一国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在国际竞争的发展进程中，具有保持民族产业持续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始终保持着本国资本对本国产业主体的控制，从而保证国民经济和社会全面、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大学产业经济系教授徐佳宾对国际商报记者表示，产业安全涵盖了两重含义：一是从国际贸易领域提出的，国家或地区的特定产业如何在开放的国际竞争中保持独立的产业地位和产业竞争优势。二是指产业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性，即生产安全。

在国际竞争中，随着国际分工不断细化，中国中间品进口规模不断扩大，带动国内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但目前国际贸易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加，给中国的产业链安全和生态环境带来一定挑战。对此，《规划》指出，要促进贸易和产业安全联动。

“全球制造业中间品进口在实现产出规模增加的同时，也要兼顾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规划》提出要实施产业竞争力调查和评价工程，这将有助于引导企业进口转型升级，避免承接其他地区淘汰产业，促进外贸稳中提质，维护产业链安全与稳定。”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助理研究员肖旭对国际商报记者表示，《规划》还提到促进国际产业安全合作,推动形成更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开放、稳定、安全、顺畅的积极共识。这有助于深化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推进贸易便利化，降低进口贸易成本，释放进口中间品的优势。企业的内在活力将得到更好释放，最终推动产业可持续发展。

产业安全的另一层意义，即产业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性，也可以以中间品的贸易发展为例。“《规划》提出实施产业竞争力调查和评价工程，有助于技术实力雄厚的企业利用自身技术研发成果生产出更加符合当前环境要求的中间品，从而实现以技术进步推动生产率提高，促进绿色经济发展，推进中国产业迈向全球中高端价值链。”肖旭说。

肖旭认为，贸易救济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工具，充分发挥了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障本国就业及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功能，对推动贸易自由化的顺利实施和经济全球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规划》提出要进一步丰富贸易救济政策工具，有助于挖掘贸易调整援助的潜在制度价值，为因市场受损的企业生产者及失业员工提供更多有针对性的援助措施。